第二章 科学的春天来了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与时俱进，逐渐深入，对拨乱反正、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历史的车轮驶入1978年。这是一个永载史册的年份。

　　那一年的11月份，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偷偷按下的十八个鲜红手印，日后被认为是中国对内改革开始的标志。一个月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而早在这一年的3月份，另一件影响中国的大事已经发生。

　　1978年3月18日，这是老一辈科学家终生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开幕。

　　复出后的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与会的5000多名中国科技界精英很多都在会场流下热泪。

　　针对当时发展科学技术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几个关键性认识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予以拨乱反正，澄清了“四人帮”搞乱的重大是非。

　　在开幕式讲话中，邓小平首先提纲挈领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接着，他谈到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他以历史巨人的目光把握了时代潮流：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在论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问题之后，邓小平亲切地设问：“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与他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分不开。

　　彼时，中国已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多次出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和进行国事访问，在国外目睹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给人类物质文明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疑强烈震撼到了他的内心深处。

　　1985年，邓小平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

　　1988年，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

　　同样是在1988年，邓小平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总之，对全国广大知识分子而言，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是明灯，是号角，是精神上的巨大鼓舞。

　　那一年，43岁的陈佳洱刚刚从陕西汉中的山沟沟回到北京。大会上，他曾感慨说：“我错过了最好的科学创造的年华”，在座的科学家们都笑了。当时年近70岁的流体力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周培源，指着自己斑白的头发和脸颊上的皱纹笑问：“他都说自己老了，那我们怎么办？”一句话，让陈佳洱重燃了热血与斗志。

　　对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而言，这是一个由乱到治、由衰到兴的“拐点”。中国共产党首次把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技术，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当代中国科技事业产生了“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影响。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闭幕式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歌颂了春天的到来。

　　《科学的春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解放的宣言，象征了一个科技新时代的开始。这不仅是郭沫若的诗情画意，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也不单是邓小平个人的高瞻远瞩，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是非面前勇于纠错的担当和气魄。

　　这次大会还讨论通过了方毅副总理所作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科学的春天”以后，一场被延误了的政策革命开始重新启动：科技界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科技人员归队，科技机构重组，科研工作秩序开始恢复。

    “依靠、面向”开启科技体制改革之路

　　彼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科技体制的缺陷也逐渐暴露。

　　我国的科技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体制产生了科技与生产分离、工业研发力量薄弱、缺乏科技成果有偿转让等问题，科技与教育脱节、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逐步凸显。

　　1981年2月，国家科委向党中央提交了新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即《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其要点包括：科学技术应当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学技术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途径。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科学发展方针。

　　《汇报提纲》中提出的新时期科技发展方针，构成了1982年提出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战略指导思想的具体内容。

　　1982年10月，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明确提出“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

　　这一方针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指出明确方向。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革以前科学技术同经济建设严重脱节的状况，走一条“依靠、面向”的新路子。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一重磅文件的发布，标志着科技体制改革由1978年以来科技界自发进行的探索试点阶段进入有领导、有步骤、有组织的全面开展阶段。这也表明我国科研范式从国防导向的科技政策转向经济导向的科技政策；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式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范式。

  “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边，有一席之地”

　　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有利推动下，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推动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国家指令性计划，如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形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和加强基础性研究3个层次的纵深部署，构筑了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框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863计划”被认为开启了新中国科技腾飞的新征程。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电视讲话，公布了震惊世界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迅速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要”与之针锋相对；西欧17国联合签订“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新技术竞争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

　　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是立即投入大量资金，跟进科技发展浪潮；还是先全力发展好经济，在科技发展方面采取“拿来主义”？各方争论不下。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科学家联名起草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被递交到邓小平的案头。

　　早在1978年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邓小平，显然被建议书中提到的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所触动。仅仅过了两天，他就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随后的半年里，国务院先后召开七次会议，组织200多位专家反复探讨、论证。1986年11月18日，这份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正式发布。

　　这个计划因邓小平首次批示的时间为1986年3月，又称“863计划”。

　　“863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实际需要出发，选择生物、航天、信息、先进防御、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7个领域15个主题项目，作为我国发展高科技的重点。1996年又新增了海洋技术领域。

　　考虑到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王淦昌提出：“能省就省，一年能给两个亿就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党中央最后竟批了100亿的专款，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二十分之一！

　　这样的决断和投入，让新中国科技腾飞有了更高的起点。

　　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国外长达几十年的技术封锁；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创新实践，引领了全球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发展方向……

　　回看这一战略计划所取得的成就，这样的篇幅已经难以尽述了。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边，有一席之地。”可以确定的是，邓小平曾说过的话，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