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创新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生命伦理的挑战。要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伦理问题并作出战略部署，2019年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2021年12月17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作出关于“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健全科技伦理体系”的决策部署，将科技伦理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使现代社会发生着改变，而与之伴生的生命健康安全、隐私保护、国家安全等诸多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引起了科技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可以说，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工作已经势在必行。

　　加强科技伦理工作，要认清我国目前科技伦理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科协2020年的调查表明，有29%的科技工作者认为自己对科技伦理了解很少或基本不了解，科技工作者自身的科技伦理意识短板仍需补齐。我国很多高校尚未开设科技伦理课程。中国伦理学会成立于1980年，但其下的科技伦理专业委员会于2021年7月刚刚成立。这些都表明科技伦理在我国属新兴科学，对科技伦理的相关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加强科技伦理工作，要尽快提升科技主体的伦理意识。要使科技工作者从“他律”走向“自律”，将伦理意识内化于心并进行内省式的自我约束，实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所提倡的“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目前，国内许多科技人员没有接受过科技伦理方面的系统教育培训，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对高新科技风险进行伦理判断和应对的能力。这就既要在高等院校开设相关课程，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大学生、研究生必修课程，同时也应通过举办短期培训班，在职教育等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科技伦理知识培训，引导科技人员自觉遵守科技伦理要求，开展负责任的研究。

　　加强科技伦理工作，要建立健全科技伦理法律法规体系。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认为，“不管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用于管理创新成果的传播，减缓颠覆性影响力所必需的制度性框架远远不足，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缺位”，这也适用于科技伦理领域。我国的科技伦理法规建设较晚，从21世纪后开始制定科技伦理相关制度。近年来已先后出台生物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相关文件主要集中于生命、医学科技伦理领域，且制定时间相对集中。我国科技伦理规制在不断推进，但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相比仍处于相对滞后的局面，且对信息伦理、工程伦理和生态伦理等关注不足。

　　在充分考虑科技进步中的规范滞后性问题的同时，要积极推动科技伦理立法工作，加快推进科技伦理制度体系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夯实科技伦理治理基础。

　　科技伦理治理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琪是2015年中英美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组委会成员，对科技伦理有较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需要不断审视科技发展，尊重不同的伦理文化、价值理念，建立一个跨领域、透明化、多元化且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

　　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作为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要把科技伦理要求覆盖到科技创新各领域，要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思考“能做什么”，从科技伦理的角度思考“该做什么”，努力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让科技向善，更好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