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支撑，弥合理论与认识分歧，提升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治理能力更加迫切。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衔接与融合不够。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既有部门分割的事实，也有更为深层的理念和理论分歧。科技创新治理以演化经济学为主要理论根基，经济治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理论根基。虽然两个学派都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但两者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科技创新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割裂。当前，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支撑，弥合理论与认识分歧，提升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治理能力更加迫切。

　　两个学派在治理理念方面存在分歧

　　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思维范式不同、对科技创新范围的理解不同，对经济增长过程的认识不同，造成了两个学派在创新驱动发展治理理念方面的主要分歧。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思维范式不同。新古典经济学思维范式与经典物理学一致，具有分子论和还原论特征，认为个人、企业、政府都可以基于“理性人”假设进行同质化处理，一般不考虑不同层级存在质的差异。演化经济学基于生物进化理论，认为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都存在异质性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推动了演化进程，整个世界是从个体到企业、产业，再到整个宏观经济的不同层级构成的复杂系统，并认为经济演化具有历史根源，并不存在任何纯粹的经济问题，必须综合考虑科技、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研究。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对科技创新范围的理解不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科技创新主要是基础研究和“高精尖”技术开发，而演化经济学认为科技创新的内涵更为广泛，无论是成熟技术知识的应用与改良，还是前沿技术开发、基础研究突破，凡是能改变原有生产函数的知识及其应用都是创新。

　　再次，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解不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框架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源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等多因素，但研究主题集中在资本、劳动力、消费、储蓄等方面，长期将技术作为“黑箱”不去深究。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源于创新，经济中新知识的出现和应用导致经济参与者差异扩大并出现新实体，继而实体种类增加，系统发生质变和结构变迁，最终推动经济增长。

　　演化经济学对经济演化的认识更深刻

　　演化经济学认为，由创新驱动的持续变化是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在宏观层面，演化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是政治、社会、文化与市场交织的混合体,经济增长过程包括政府政策、体制机制以及技术和产业的协同演变。在微观层面，演化经济学承认人类行为的自利性，但并不认为人类的行为逻辑和方式是被效用最大化原则锁定的。人们能够尝试新方法，改变正在发生的或者已经存在的事物，这恰恰就是创新。

　　如果将经济体比作一个人的身体，那么投资、劳动力等就是食物、水和空气，没有这些要素，身体就很难成长壮大。而技术、工艺等知识就是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等要素，正是这些要素直接向身体供给能量。经济增长离不开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所关注的投资、劳动力等要素，但正如食物和水必须转化为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才能为身体成长提供能量一样，在演化经济学看来，投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必须转化为技术、工艺等，作用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实现经济增长，必须要有新知识的应用，即便是粗放型增长，也需要既有知识的复制。知识应用和扩散速度越快，经济增长也越快。

　　从我国实践看，创新始终有力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仔细观察会发现，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表层上得益于大量的投资（包括外资）、劳动力流动和出口，但深层上依然是创新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在短时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很长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主要原因就是在这种压缩型工业化过程中，多种技术创新模式并行演化，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创新方式协同演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等技术创新模式交相促进，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更好统筹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不断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更有效发挥科技创新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不仅需要不断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治理水平，更需要科技创新治理与经济治理实现有效融合。这就要求科技界、经济界，以及相关部门取得基本共识，采取更多协调一致的行动。

　　第一，要围绕科技创新内涵与经济增长过程达成基本共识。首先，需要更多从经济活动中知识生产和应用的视角来理解科技创新的内涵。只要是能够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改变原有生产函数的知识创造或应用都是创新。对科技创新的理解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规模和经济纵深层次而变化。具体到我国，既存在着对既有成熟技术和知识应用的巨大需求，也需要在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关系未来产业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前沿技术方面站稳脚跟。其次，是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共识。既要从投资、劳动力、储蓄、消费、出口等视角理解我国经济增长，更要从知识生产、引进和配置视角看待经济增长。虽然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劳动力等资源，但盲目扩大投资也会造成产能过剩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约并存的现象，使我国经济出现“大而不强”“阿喀琉斯之踵”等问题。从知识和创新的视角理解经济增长，进一步优化资本、劳动力等资源配置，能更好避免这些问题。

　　第二，要更多以演化经济学思维更好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和凯恩斯经济学范式可以处理短期问题，但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维持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增长，需要综合考虑国内发展阶段、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科技发展态势等多方面因素。由于演化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将经济活动看作系统演进的过程，更适合在战略和宏观层面来指引经济与科技融合发展。一方面，演化经济学将经济活动视为基于创新的连续演进过程，面向未来的统筹谋划既要考虑演化历史也要考虑演进方向。从演化的视角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创新驱动，并不是说以前的经济增长不需要科技，现在突然需要了，而是说现在对高精尖技术知识的需求更大了，对自主性技术知识的需求更大了，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大科技创新活动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演化经济学将经济系统的演进视为由创新驱动的市场、政治、社会、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协同演进过程。这不仅有利于依据我国的市场特征和制度特征统筹谋划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从中长期应对中美博弈、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内外部冲击。此外，在微观治理方面，要充分发挥新古典经济学思维、工具和方法在量化分析具体问题方面的优势和激励约束机制设计中的优势。

　　第三，要吸纳系统论、耗散理论等，不断丰富科技与经济融合治理的思想基础。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协同演进，关键是促进系统演进动力的形成。例如，大学、企业、研究人员等不同主体、不同层级的演进动力不同，科技创新治理既要充分激发这些主体的动力，同时也要协调这些动力服务于整个系统演进，避免系统内耗和混乱。如果把国家创新系统比作一个涡旋系统，阻碍创新的各种因素就像是涡旋中的石块，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就是要打破这些石块，促进涡旋的顺畅运转。因此，面对复杂的科技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需要不断吸纳系统论、耗散理论，充分研究自组织与他组织的适当性，丰富治理的思想基础，进一步提升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