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字技术的创新可以提高企业遏制模仿的能力，并且具有极强的规模效应，即多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或多服务一个客户的边际成本往往为零或接近零，最终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让企业长期处于竞争优势地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同时要求“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上又进一步强调，要主动应变、化危为机，深化结构性改革，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变革催生新的发展动能。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正逐步完善，企业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尤其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对企业的边界、内部组织、竞争优势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将推动创新模式发生重大变革。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从而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

　　数字技术推动创新要素流动机制变革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及深度应用，对创新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传统要素流动机制的变革，助力创新效率大幅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推动创新要素加速流动和精准匹配。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活力，实现深度合作的协同创新、融合创新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新范式。

　　数字技术与创新融合可以打破创新各环节的界限，增进不同创新要素、创新主体之间的信息流动，降低要素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叠，从而提高要素流动速度和配置效率。比如，我国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周期远短于传统研发周期，跑出“中国速度”，这一方面与我国新型举国体制密不可分，同时也得益于数字技术在研发创新、数据收集、远程协同等方面对研发流程的重构，从而在技术层面为大幅提高研发效率提供了支撑。

　　二是推动创新要素配置方式变革。数字化浪潮中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平台的大量涌现，且已从消费领域延伸到生产及研发等各领域。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以提供生产服务、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等为主的平台服务企业实现业务收入3193亿元，同比增长24.9%，远快于其他领域。有学者甚至认为，“数字化工作平台已成为21世纪最主要的组织形式”。

　　数字化平台为创新要素提供了信息与资源有效共享的机会，也为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比如，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大量汇集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及信息，推动构建以需求为引领的高效协同创新机制，形成开放、灵活、快速以及贴近用户的创新发展模式。

　　三是推动新型创新要素不断涌现。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要素的属性及组合方式，并持续催生新的资源要素和组合模式。其中，数据基础性作用的日益显现，逐渐成为一项新型核心要素。

　　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并要求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又进一步提出，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这使得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要素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数据驱动型创新模式正在形成。

　　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

　　基于上述分析，在创新要素加速流动的数字化时代，企业要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深入开展数字化转型，打造敏捷、快速决策、高绩效的组织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已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破解经济持续增长乏力的有效手段。其中，德国率先提出“工业4.0”理念，美国则紧随其后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我国也在总结前期发展“两化融合”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互联网+”在各个领域的融合渗透。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综合性战略任务，需要各个环节的协调配合、系统推进。然而，通过分析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容发现，大部分企业主要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提高生产力、提升质量管理能力、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满足定制化需求以及保障安全生产等方面，虽然一定程度上也带动研发活动的数字化转型，但往往是被动式的适应，而非以研发为导向的主动式调整。

　　据工信部两化融合服务平台统计，目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73%，但开展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和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分别仅为37.9%、27.9%和9.8%。由此可见，我国制造业企业研发设计数字化仅是作为工具的低端数字化，而非与生产经营活动协同合作的高水平数字化，从而导致大部分企业数字化承接的仍是传统生产要素，难以有效应对创新要素加速流动这一局面。比如，当前平台汇集的高端要素往往集中于设计方面，而研发领域尚未能有效破题，致使企业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

　　数字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基于数字技术的创新可以提高企业遏制模仿的能力，并且具有极强的规模效应，即多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或多服务一个客户的边际成本往往为零或接近零，最终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让企业长期处于竞争优势地位。因此，企业应该进一步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快探索以研发创新为导向的数字化驱动发展模式，为创新要素加速向企业集聚提供良好载体。

　　多措并举推动政策环境优化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企业自身，但该项活动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政府部门除了强化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供给等方面的支持外，还需要不断优化政策环境，助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一是转变政策支持方向。围绕数字化转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构建了较为健全的政策体系。但通过梳理2015年以来的政策发现，大部分扶持政策集中于生产、营销领域，比如数字车间及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远程运维服务、电子商务等。因此，建议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强化对以研发创新为导向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形成有效政策引导。

　　二是创新政策推进策略。数字化转型从根本上来说不是技术的转变，而是战略的转变，需要高层领导团队采用新的文化、过程、结构和策略，这对企业家是一项重大考验。因此，在政策制定中要充分考虑企业家群体特征以及政策执行落实的可行性，借鉴社会心理学等理论，从信息接收方、信息传达方、信息内容、信息渠道等方面创新性、系统性地进行政策设计及实施。

　　三是开展标准体系建设。当前业界围绕数字化转型开展了一系列标准体系制定工作，并总结了大量典型案例及应用场景，对规范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指导作用。但与扶持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这方面针对企业创新领域的努力及成果较少。因此，建议在当前大力开展标准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加强企业研发创新环节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建设，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为更多企业提供指导性框架。

四是完善市场运行机制。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创新要素组合方式和流动交易规则，也催生了一批新型要素的出现。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因此，建议在强化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的基础上，围绕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要素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提高要素配置的灵活性、科学性、协同性，构建起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