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的70多年来，科技持续、全面、多点、迭代爆发。科技的发展遵循了事物演化的客观规律，也体现了社会需求对科技的驱动。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有5个层次，在低层次需求满足后，高层次需求就会出现。社会需求和人类愿望是现代科技涌现的源头活水。面对科技的累累硕果，追溯科技产生的轨迹，对于理解科学家的创造动机，正视科技正负面影响，珍惜和应用现代科技具有重要意义。

　　寻求更便利、更广泛的联系

　　20世纪中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和自动化生产，自然会产生大量数据，使之后升级的信息通信科技，更多地与大数据相关，突显了数字科技发展的逻辑和地位。

　　殖民地国家在二战后纷纷独立，它们为加强广泛联系，在发展电话、电报业务基础上，寻找更便利的联系方式，使电子通信科技发展成为社会的普遍愿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跨国企业和资本，为扩张世界市场，抓住瞬息万变的商机，对便捷的联系方式有着强烈的期望，迫切寻求更先进的信息通信手段，数字智能科技更新迭代之快，与资本不断地投入研发分不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经济全球化可被看作一种过程，在此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信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

　　期待公平竞争、共享发展的解决方案

　　经济实力薄弱和科技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激烈竞争，遇到的风险和挑战更加严峻，急需建立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在技术方面也期待共享发展的解决方案。现在的网络共享和平台共享，以及数字智能科技的通用性，或许就与这些需求有关，具有共享性能的科技出现绝非偶然。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起源于某些发达国家，但是它们天然具有全球性，没有全球链接，没有广泛使用和共享，这些科技就变得非常狭隘和苍白，也将失去技术的价值和意义。

　　改变环境恶化和能源短缺的愿望

　　工业革命以来，石油滚滚、机器隆隆、烟囱林立，都被看作是工业社会的繁荣景象。经过两百多年发展，现在人们越来越感觉那些表面的繁荣，恰恰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过度开采、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如果继续那样的发展方式，后果不堪设想。除了变革发展方式外，寻求科技的解决之道，成了长期以来人们的期盼。以前有利的变成了有害的，以前毫无价值的东西，得益于科技进步，正在变成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比如沙子变成了半导体，有害的大肠杆菌变成了效率最高的合成化合物工厂，阳光和风变成能量……现在的绿色能源科技和低碳生态科技等，也将会把人们改变环境恶化和能源短缺的愿望变为现实。

　　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不断升级

　　中等收入群体对工具、家具、出行等，提出了超出普通消费者的要求，这些对于办公自动化技术和快捷的信息系统的发展，以及现代化的生活起到了促进作用。尤其是对新兴信息科技转化为应用工具和产品，以及相关的产业化起到了催化作用。如电子书、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服务软件等产品，正适应了这些人的需求。20世纪后期到本世纪以来，更大范围的新中等收入群体崛起，他们在创业的同时，把“追求幸福、把握生命、超越自我”作为新的消费需求，追求衣、食、住、行、娱、家、教、医、旅、财等稀缺服务和产品。比如他们在出行方面对智能化、互联网化、环保化的消费需求，代表了汽车业的发展方向，这些现实消费需求和愿景，无疑会反映在即将成熟的技术产品中，推进汽车智能技术的发展。比如他们通过基因筛查等高端健康服务，追求新潮的体检和保健方式。比如，有些人千里迢迢到国外花几千块钱购买智能马桶盖，反映了他们对生活质量和细节的讲究。近十年兴起的新中等收入群体也有较高档次的消费需求和趋势，比如“数字单身”“轻量感日常”“IP可持续”，引领着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产业化，推动了数字科技和制造技术的步步升级。

　　从追求物质利益向追求精神文化方向发展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1958年出版的《消费社会》一书，描述了消费取代生产、一切物品皆符号的消费社会，人们在表面富裕的陷阱中沉醉于符号与物品的消费，逐渐迷失自我，与此同时，社会整体人际关系逐渐空虚，社会不断被物化和异化。这样愤世嫉俗、充满戾气与绝望的观点，在当时社会激起一番热议。如今那种消费社会的场景和心理仿佛仍在现实中上演。这也说明过去人类的需求，主要集中在马斯洛说的物质需求等前四个层次，越低层次的需求越容易量化，共性越大，市场规模相应越大。而规模是分工协作的前提，是旧工业范式的基础。越高层次的需求越不易量化，个性化越强。因此，在温饱、安全、社会、健康等基本需求满足后，社会正逐步从物质经济时代，有步骤地进入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时代，这也是新科技产生的一个出发点。数字智能科技的萌芽，是否受到过这些思潮的启发呢，比如从顶级的游戏，到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数字孪生，乃至元宇宙，都是人们在“万物静默如谜”中找到自我内心的丰盛，也都是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向着追求精神和文化的方向发展。在厌倦了对规模化喧嚣和一律化的追求后，人们越来越多地享受智能手机上的阅读、联系、游玩，社交网络似乎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社交媒体、数字平台和虚拟世界，一些人已无法分辨真正的现实和真正的虚拟，数据在透视着我们的灵魂。人们已不像过去那么从众，即便是聚会的酒店，也不再是宏大的、豪迈的奢侈，更多地布置成分布式场景。社会上跟风和随大流的现象逐渐弱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个性化、多样化。中国的“85后”和“90后”，按自我意愿选择生活方式，其中不少人每天大半时间上网，依赖互联网进行交流与消费，对兴趣相关的高科技产品充满向往，愿意享受生活，尊重自己的选择，拥有新潮的时尚感，他们买车不仅是为了满足基础需求，而且期待有新的体验，包括新能源、人工智能等认知技术以及其他任何具有吸引力的新元素。这些特点都蕴含着创新的驱动力。现在不少科技产品适应了这种需求，如3D打印适合生产定制化的一次性产品，可制作假肢、人体器官，能打印食品，也常用于制作设计原型和建筑模型。未来将是广泛自主制作的时代。3D、4D打印反映了制造业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向定制生产的趋势，最终反映客户需求的个性化、自组织化的趋势。新科技满足并推动着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未来科技仍然会尊重个体差异，朝着人类需求的自我实现、掌控生命和超越自我的方向发展。

　　对治愈疾病和健康长寿的渴望

　　疾病带来的困扰和痛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迫使人们不断寻求解决方法，呼唤新科技的诞生。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病人权利运动、自我保健运动、自然疗法运动、整体医学运动，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70年代后期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显示出从生物学探寻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倾向，向着立体化、网络化、多维度地审视健康和疾病转变，促进了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生物机械论的局限性和人的整体有机联系。现在仪器就能检查出人们患病的几率，预防和提前治疗就可阻止疾病产生，用先进医疗器械筛查就能确定是否患病，都体现了科技在医疗领域的发展。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李明在2021年未来科学大奖周演讲中说，有个帕金森患者群体给他来信说，“请您和帕金森患者一起点燃生命之光。多少人期盼干细胞移植和基因治疗能快点，再快一点，我们有时候真的生不如死。我们需要科技工作者给我们一线曙光，哪怕给我们一个研发计划都可以，我们太需要了。”这是令人揪心的呼声和对科学家的期待，相信这些呼声都注入科学家的心里，变成他们发奋研发的强大动能。

　　资本投向和占领市场的需求

　　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与科技紧密结合，形成科技资本。资本逐利性决定了哪里有更高的受益，哪里就会聚集更多的资本，催生更高的效率。许多公司为占领和扩大市场，把看好的科技作为最好的投资，有的甚至通过垄断新科技去垄断市场，用资本绑定科技，科技成了吸引资本的力量，有的人几乎把科技当成资本和企业赚取利润的工具。这样的方式使科技得到资本支持，刺激了科技的发展。有些科技研发在资本的支持下，只想着向科技要利润，难以保证科技向善。当然，所有科技都希望得到资本的支持，但是大都兼顾到科技伦理和社会责任，防止出现恶的科技。可见，企业的市场需求和激烈竞争，促进了资本对科技的投入，一旦形成可替代的产品或开发出新的产品，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的广泛占有，就会带来更大的利益，这是投资者、研发者共同的希望所在。SpaceX载人发射成功，投资者们对马斯克燃起强大信心。据有关媒体报道，2020年6月2日美股开盘特斯拉股价上涨近1%，最高达908美元，逼近历史高位。经过这波涨势，特斯拉的市值接近1.2万亿人民币。有人说，在数字经济领域每九个月就要发生一次技术变化，原有的商业模型如在九个月内不能够上市，很可能会走向衰亡，或者被憋死而无出口。资本充分挖掘新技术创富的优势，并加大投资力度，使资本看起来就像一种指向其自身产生利润的力量。特别是掌握互联网霸权的资本对信息资源的控制与垄断实现了时间、空间界限上前所未有的拓展。可见科技与资本绑在一起，对科技研发的刺激和催化。

　　美苏冷战和军备竞赛的刺激

　　历史表明，任何先进的科技大多最先用在军事上。美苏在核武器运载工具、多弹头分导、潜艇发射战略核武器等高技术领域武器的研制上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20世纪80年代美苏军备竞赛刺激了太空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1983年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建立以卫星为基地，以激光、粒子束为武器，分阶段拦截、摧毁敌方来袭导弹的一个庞大的防御体系。苏联也加紧研制粒子束武器。

　　对科技刺激最强的当数美国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军方向产业提供采购订单和军事津贴，向科研单位提供研发资金，在联合体中处于相对核心地位。二战爆发后，军备竞赛与政府研发资金的支持为冷战后期技术的商用奠定了基础，构成美国制造业的先发优势。在《技术、增长与发展》一书中，弗农·拉坦说：“政府资助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在几乎所有美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用技术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甚至怀疑，如果没有政府的采购，核能是否会发展起来。邵宇、陈达飞在《脱钩与突围》一文中，引用麦克雷对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与战争相关任务的阐述，认为美国创造并维持了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催生卓越的军工技术，在和平时期的任务则是将其转化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技术。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部启动了技术再投资计划（TRP）并拨款用于技术升级换代，重点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如没有军方资金的支持和军用技术的商业化运用，20世纪80年代几乎不可能成为信息时代的起点，苹果公司也不会诞生。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解释美国的繁荣与衰退时认为，最关键的三个方面是：生产力、创造性破坏和政治。创造性破坏是美国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动力机制，而政治则是影响该机制能否得以发挥的重要因素。技术的发展和创新的扩散确实有迹可循，但它并非独立生成，而是内生于经济和政治的社会化过程，其背后是人的选择、意愿，甚至是强迫，尤其不能忽视政府和军事的诉求。

　　战争迫使军方有需求，国家提供资金给相关产业和科研机构，产品有急速的规模需求，科研成果受到经济刺激很快成熟，一旦有成果便很快进入产业，大量生产，投入战场。这是刺激科技发展的一种连环套。虽然这种机制会给科技带来效率，但有违科技伦理和道德原则，也是资本冲动和利益使然。

　　社会发展的强烈需求驱动着科技创新。社会关心的种种问题，或进入科技的研发项目，或由生产、生活、生命上升到因果、心物、简复、时空，引导和推动着科技在宏观和微观、在数字和智能、在生命和生物、在环境和能源等方面全面拓展，纵深发展。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社会需求、国家利益、政策驱动是科技革命产生的外部动能。外部需求的驱动越强大，科技越发展。新科技革命正是在这些需求的推动下逐渐形成的。